国际时报 2022-11-25 18:41:01 作者:四季浏览:5942    

受新冠疫情影响,全球范围内的卫生医疗系统都经受着极大的考验。而在非洲大陆上,除了新冠,更是常年要应对像埃博拉、霍乱等传染病的疫情威胁。

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讲师 王昱:

“针对一些传染病的疫情爆发的时候,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,它就必须要开展相关的卫生援助来帮助其他的国家。而从现实角度上来讲,也是反映了中国需要把自己的防控关口前移。”

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中国便开始向非洲派出援助医疗队。1962年,地处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在经过长期的反法武装斗争后赢得了独立,却随即面临法国医生大规模撤走、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。在得到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请求后,1963年1月,中国政府第一个向世界宣布,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。而后,随着1971年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,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也在七十年代迎来了高峰期。

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南约150公里的地方,有个叫阿布欧舍的小镇。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地方,因为四十多年前中国援苏丹医疗队的到来而变得家喻户晓,甚至被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为“中国医院”。

第二十九批中国援苏丹医疗队队长 朱东升:

“因为阿布欧舍这个医院,它的妇产科病人相对多、覆盖的范围比较广,周围没有一家医院能够处理妇产科(疾病)。另外一个就是,阿布欧舍医院没有苏丹的妇产科医生,所以说妇产科在阿布欧舍是非常重要的,是任何专业团队都不能替代的。”

有研究显示,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健康问题,还是因为恶劣的卫生环境、营养不良等因素造成的孕妇和儿童死亡率极高。苏丹政府规定本国孕妇和五岁以下儿童看病免费,却没能改善状况。在当地,生孩子超过十个以上的妇女比比皆是。但同时,苏丹也是全球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四个国家之一,是中国的近25倍。

第二十九批中国援苏丹医疗队妇产科医生 邱洪涛:

“她们的观念就是这样,因为女的不出去工作,上过学的很少,就到医院来的,基本上就是已经上过学的人了,她知道到医院来看病,好多都不来,我们经常遇到的都是那种,来了以后子宫破裂的很多,生十一个、生八个,子宫破了,然后没救了。”

2011年7月,由中国一家扶贫公益组织与苏丹的一家慈善机构,以及另一家中国石油企业合作建设的阿布欧舍医院落成,占地1700平方米,新建部分增加床位40多个,当地严重短缺的医疗设备在这里的妇产科也都配套设立。

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陈红涛:

“我们当时实际上是软硬结合的一个项目,叫阿布欧舍医院的援建,就是硬件是帮医院的话进行重新的援建,软就是输出了我们妇幼保健的这套模式。”

然而,要改善非洲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,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。虽然医疗基建的援助,使得医护人员们的工作环境得到改善,但当地医生的医疗观念却仍然相对落后。尤其是在现代医学中,已经深入每个医疗工作者骨髓的“无菌观念”,在非洲却难以得到普及和应用。

第三十四批中国援苏丹医疗队妇产科医生 胡剑:

“刚开始我就不能忍受,进了产房,我觉得就是不如中国五十年代的医院。咱们中国在解放初已经开始新法接生了。新法接生就是有消毒,但是这里没有。你看他戴的手套又是给病人缝,又是在这儿抓,又是在那儿抓,所以我就特别困惑这个事情。”

理念的转变需要时间,标准的差异也困扰着中国医疗队。比如在马拉维,疟疾是最常见、也是致死率较高的传染病,该国在疟疾防控和处理方面,一直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方针和指引,中国虽然可以提供价格低廉、质量不错的抗虐药物,但由于药品制造工艺和方法,还没有达到世卫组织的标准,拿不到相关预认证,就难以在马拉维推广使用。

而另一方面,在中国对非洲展开卫生援助的过程中,医疗器械和药品捐助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。因为除了北非的埃及和南非等国具有一定的医疗器械制造业外,90%的非洲国家缺少相关产业,同时非洲超过90%的医疗器械产品都依赖进口,医疗设备和一次性耗材相当短缺。

第六批中国援马拉维医疗队队长、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樊江波:

“中国政府每年向马拉维两所援助的医院捐赠大约七、八十万左右的药品和器械,因为我们根据两个医院的需求,前一年制定计划,向我们政府申报。第二年等药品、器械来了以后,我们进行捐赠。”

虽然这些医疗器械的捐助,确实为非洲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很大帮助,但据世界卫生组织《捐赠卫生保健设备指南》显示,在撒哈拉以南非洲,有高达70%的医疗设备闲置未用。

中国驻苏丹大使 马新民:

“就是我们往往很多的援助项目,就是一锤子的买卖,立项援建以后,没有后续的跟进,没有配套措施,也没有比如一些机械的,它没有配套的零部件,所以往往这些援助项目,在运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维系,这个项目的可持续运作,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”

造成这个现象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是当地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很好地掌握使用这些器械的技巧。有的医护人员甚至从未见过或者使用过这样的器材,而器材上的标识和说明书很多都只有中文,因此除非有中国医生在,这些器械才能派上用场,而中国医生一走,这些器械便会被闲置。不仅如此,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援苏丹医疗队,虽然已经逐渐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,但苏丹本地医疗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,依然令人担忧。

中国驻苏丹大使 马新民:

“为什么中国的医疗队,长期在某一个医院提供医疗服务,而当地的医生的能力没有得到提高,这首先有个认识的问题。据说,苏丹的不少医生,除了在公立医院职业以外,他自己也开诊所。特别医院的管理者,为了他自己的生存和饭碗,他实际上有自己的私心,他仅仅是希望中国的医生只提供一次性的服务,不希望培养当地的医生,这样因为当地的医生如果都壮大起来的话,他的这个饭碗可能会丢。”

虽然中国医疗队的存在,一定程度缓解了当地民众看病难的问题,但明明是苏丹医院,却因为过度依赖中国医生而变成“中国医院”,从苏丹自身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角度来说,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这也要求中国医生在为当地患者治病的同时,也需要举办一些短期培训班,来提高当地卫生人员的能力和医疗水平。

时任马拉维卫生部临床服务司副司长 耐德森·弗斯克:

“我们也有一些医生在中国接受过培训。马拉维会派一些学生到中国去学习医学,不仅是医生,还有各个领域,例如护理、实验研究等,这些卫生相关领域都需要人员培训。”

其实不管是中国医疗队去非洲的时候在当地进行技术培训,还是邀请非洲的卫生人员到中国来接受培训,目的都是希望在资金、基建和设备援助之外,帮助受援国提升卫生体系的内生能力,就是不光授人以鱼,更要授人以渔。

但是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也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,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,认为“中国式援助”的背后有政治目的,甚至说中国是新“殖民主义”,通过卫生援助去“拉拢”非洲国家,并以此推动双方贸易,掠夺非洲资源等。对此,有学者通过美国收集的中国卫生发展援助的数据,再结合受援国自身的经济状况、政府的有效性、人权状况,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中国在联合国等场合投票的一致性等因素,做了一系列分析,得出了不同的结论。

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 唐昆:

“其实很多西方去批评中国的,我们的援助是跟它的自然资源有关,跟中国去买非洲的票,中国去跟它促进贸易。我们发现至少在这三点上,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性。反过来,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和这个国家政府的有效性、人权状况都是是负相关,就是说这个国家政府它越失灵、人权状况越糟,那我们会投入的卫生援助、人道主义援助会越多。我们的结论是,中国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真正帮助了那些卫生、经济、发展非常差的国家,是用在这些地方了。”

据统计,在非洲54个国家中,有45个国家留下了中国医疗队的身影,前后有共计两万多名中国医务人员远赴非洲参加援外医疗工作,共医治了超过2.2亿非洲患者。中非卫生健康合作的模式,也在传承传统友谊型援助的基础上,更加注重合作的灵活性、针对性和时效性。

尤其当下面对新冠病毒变异和非洲疫苗接种率偏低的现实,中国在已向非洲53 个国家和非盟委员会提供超过1.8亿剂新冠疫苗的基础上,计划进一步提供10亿剂疫苗,同时将为非洲国家援助实施10个医疗卫生项目,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,有效帮助非洲国家克服抗疫带来的挑战,推进新时代中非双方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。

本周六晚22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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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片人:张晓文

编导/主编:王桢 陈俊立

编辑:王桢 陈俊立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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